青春万岁：当年，我们播撒文明

杨子迪

青春万岁：当年，我们播撒文明——也谈我的知青岁月杨子迪 初稿：2006年12月12日定稿：2020年05月04日 从1968年广州第一批知青上山下乡算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从上世纪70年代中叶的知青大返城算起，也过去40多年了。当年在农场的不少事都忘了，就是没忘的，许多细节也想不起来了。其实，当年的快乐也好，痛苦也好，如今都不重要了。 不过，虽然事情和细节越忘越多，有一个认识却越来越清晰：当年，我们知青对农场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在那里播撒了文明。 我的这一认识主要来自我的学生——农场子弟。他们只要有机会和我聊天（当面的、电话的或书面的），都一致表示，当年的知青老师是他们的“恩师”，不但教他们文化，还打开了他们通往外部世界的思想之窗，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 我的这个认识也来自农友们的认同，通过和他们聊天以及阅读他们的回忆文章，我得到了更多的例证。古国柱就曾经和我谈到过，我的一个学生叫梁粟，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运队，成了老古的队友。老古是个爱看书的人，大概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阅读上了。我的这个学生一直看在眼里。多年以后他与老古相遇，感慨地对老古说：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你好学的精神。我原来以为自己好歹是高中毕业生，已经很不错了。但与你们一比，还是差得很远，可是你们仍然很认真学习，我很受感动和启发（原话大意如此）。 这就是身教重于言教了。 尽管我得到的资料不是全面的，但我可以肯定，我们知青当年对农场子弟的文化精神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影响不光是通过中小学的教书，还通过宣传队的演出，电影队的放映等一切以知青为主力或骨干的文化活动，以及连队知青的行为影响，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衣着打扮等等。 想想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和我们许多人的家庭遭遇，我的这一认识也导致了一番感慨：那时，“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教育事业的停顿。人类几千年来为生存而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为掌握未来而进行的探索忽然间变得毫无意义。高等学校已经关张，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招生了。中学虽然继续存在，但无法造福于求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必须“上山下乡”，去接受农民的教育。据说后者能传授这些年轻人一些实用的手艺，教会他们正确处世并帮助他们树立社会责任感，而学校只能给年轻人空洞的书本知识和狂妄的思想，于社会毫无好处。必须去接受教育的人首先是那些家庭靠不住的少年人。他们的父辈不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或右派分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如果不在农村这座殿堂中脱胎换骨，他们的灵魂就很难得救了。 我们是去接受再教育的，结果我们成了教育者，这件事便有点离奇。可见，这是件鬼使神差的事。所谓歪打正着、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等等，莫过如此。 我大概是最早到农场中学当老师的知青，一干就是五年。后来陆陆续续来了聂小兰、冯国珠、周显元、戴广隆、林赞元、廖国钊、蔡淮枫、吴八一、麦漪芙、方亮、李豫、赵厚源、李璟、汤元元（上士）、徐啸（卫生员）等广州知青，以及王文宏、杜兴达、许时清、陈枢善等几位海口知青，还有杭州知青倪启芬（如有遗漏，纯属记忆问题）。 不知道其他知青老师当时对于教书是怎么想的，我开始只不过是把这份差事当作是一份不用在连队出大力流大汗的工作。顺便说一句，我到农场刚过两个月，便被各级宣传队借调了一年多，中间只回过连队一次，当了两个月的割胶工。此之后便被调到场中，直至回城。与一直在连队出大力流大汗的农友们相比，我总觉得心里有愧，但也正因为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老师，所以对于知青在文化思想上对农场子弟的影响也更有体会。 虽然一开始对教书还没有一份神圣感，但我也知道不但要教书，还要育人的道理。时间稍微长点，不知不觉就把我母校广州华师附中的那一套照搬过来了。最典型的便是组织学生种菜。海南天气多变，常刮台风，菜不好种，老工人都习以为常了，他们的子弟也习以为常了。但是附中的学生都种过菜，都知道这不是件难事。于是在附中知青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每个班都开辟了自己的菜园，每天下午放学后，学生们都轮流到菜园浇水施肥，精心耕作。到了收获的时候，各班的学生们在向食堂交上鲜嫩的蔬菜时，都笑得合不拢嘴。我们种的菜品种很多，有豆角、茄子、冬瓜、各种青菜等等。由于各种蔬菜成熟时间不一样，所以学校食堂经常都有新鲜蔬菜。后来我还带领我的学生4种花生，结果亩产比连队的高一百多斤。 这些努力说到底只是一种试验，目的是想试图为解决农场吃菜、吃油难的老大难问题找到技术出路。虽然于大局无补，但却使学生们认识到，万事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努力，又有正确的方法，过去做不到的事是可以做到的。 林赞元是个做什么事都极其专注的人，在种菜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他一有空就蹲在菜地观察情况，琢磨办法。在这么件小事上表现的专注精神，学生看在眼里，也是很受教育的。 通过种菜这件小事，学生也更佩服知青老师：这些老师连种菜都这么内行，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在培养学生“通过努力就可以办到”这个观念方面，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组织了一个乒乓球队，我当教练，对队员加以训练。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里，有几个学生球打得还可以，其中刘道进同学有点无师自通，动作挺像那么回事。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把几个爱好乒乓球的学生组织起来，以我有限的知识和水平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训练，发球、推挡、搓球、削球、抽球……，一项一项地练。其结果，队员们进步很快，到后来我这个教练都打不过他们。训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到处找对手比赛，我记得和黄岭场中队打过，和县中学也打过，还赢了他们。当然，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大城市的知青不算什么，但对于山沟里的学生就不一般了。至少，通过这件事，他们头脑里增加了“训练”、“正规化”等祖祖辈辈最缺乏的概念，尝到了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走出去”的甜头。 农场子弟都是些很憨的孩子。其实那时候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只因为比他们见多识广，所以觉得他们还挺小。但他们也不是傻憨傻憨的那种，不少人还是很有潜质的，只要稍加点拨，便会在认识上有质的飞跃。在这方面，我最大胆的一个举动便是身为英语教师，打报告在场中取消了高中英语课。 那是我在场中的最后一年。当时整个中国的中学教材和“文革”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数学题居然有阶级斗争的内容。 生物课已经不叫生物课，叫农业基本常识（是不是这么叫，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廖国钊调侃道：“这么实用？不如教学生如何买便宜货算了。”（原话是广州话，有趣得多，无奈电脑没有相应的字，勉强打出来是：咁实用？不如教嘀学生掂买平野好过啦。） 英语教材充斥着政治词汇，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可言。而学生公然对我念“学好ＡＢＣ，还是锄头加粪箕”一类的顺口溜。 我想，与其强制学生学些根本不是英语的“英语”，不如大家都省省心。于是我就向学校打了个报告，谎称在广州探亲时，了解到广州的高中都已经取消英语课了，只是初中学一点就行了（我不能说初中也取消了，那就砸了戴广隆的饭碗），建议我们场中也照此办理，英语课取消后，我集中精力当好班主任，多给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云云。这个报告居然就被接受了，我成了场中唯一不用上文化课的老师。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想偷懒，而是想腾出时间教学生一些别的东西。上面说了，我看出不少学生很有潜质，便想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对他们进行系统训练。当时我认为，在思想大混乱的年代，这才是育人的根本途径。 我要教他们的便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本“文革”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读物”的书。但在当时，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著，其它政治思想方面的书籍不是被禁就是被束之高阁。所以教这么一本书，好像有点不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胆就拿它教学生了。 要教这本书，我开始也没有把握，但我相信在那个充斥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年代，这本书的内容会带给学生一丝清新的思想空气。（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至于现在对这本书的评价，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如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没想到，学生很接受这本书的内容。我打着开班会的旗号，一周讲一节（有时是两节），不少学生居然听得很入迷。可以看得出，他们感到这本书给他们的思想打开了一扇门，使他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世界。 我想，向学生灌输思想的知青老师大有人在。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最厉害之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他们课上课后有意无意在学生面前流露的思想、观点、情绪。甚至我们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期望学生珍惜机会好好学习的劝谕，也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思想影响。 我是个不太容易动感情的人，一来是因为崇尚理性，二是因为遭遇使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父亲就成了“黑帮”，我一下子就成了“黑七类”子弟，直到上山下乡，父亲还被关押着。至于在农场，更有许多挫折和打击，几年下来，心硬得都长出茧了。可是当我在离开农场，和学生告别之际，我看着在教室里坐得整整齐齐的学生，心里不禁思绪万千，眼泪夺眶而出，临别赠言还没说完，就离开教室了。我想，我只要在教室里多呆一秒钟，我的感情就会失控了。 当然，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对农场子弟的思想影响绝不是只限于当老师的知青。在知青大规模到农场之前，农场子弟不但没有去过大城市，连县城都没去过。就算他们之中有人有一次半次机会，到了城里也是傻头傻脑的，也接触不了城里人，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但知青到了农场就不同了，农场子弟不用进城就能天天和城里人在一起，还能和他们交朋友。大家想想，农场子弟和知青们如此近距离接触，能不耳濡目染吗？能不潜移默化吗？正是从知青们那里，他们知道农场之外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世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人，燃起了他们心中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就是对文明的向往。可以说，通过知青们多层次多渠道的影响，他们逐步有了“走出去”的认识，逐步做好了“走出去”的思想准备。对于他们来说，有这种思想准备和没这种思想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在没有条件“走出去”的时候，他们会等待时机，一旦有条件了，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走出去”，而那些没有这种思想准备的人，就会坐失良机。据不完全统计，我教过的三届高中生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就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也通过各种方法走出了山沟，有一半人现在在海口、深圳、广州定居，成了城里人。 写到这里，我就更希望广大的农友也积极写写他们对农场子弟的影响，把知青播撒文明的这幅画画全了。 我相信，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半个世纪前那个畸形的年代，一代被称为“知青”的人尚且能鬼使神差地起到这种作用，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能做得更好呢？